第8章 阴差阳错，游子迟回

因为这件事，我单方面终止了关于薛长浦刺杀任务。金站长也知道没了女子小队，我这个风筝必然不受控。五个月后，他寄来了薛敏的照片及一段录音，证明薛敏确实活着。我恢复了以往的神情，暗自做了个决定，完成这次任务后摆脱金站长的掌控，回家。薛长浦，富商家庭出身，母亲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文学教授，父亲是商业大亨，是家中独生子。父母亲在1937年南京遇难，之后便接手了家中产业。后受汪精卫邀请任职汪伪政府经济学会委员，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人口中的汉奸。我杀他是理所应当。

        前几次的成功，让我低估了这个对手。他是个精明的商人，是一头老狐狸，极度狡猾、难缠。他似乎有读心功能，能猜到我的每一步准备，我与他交锋几次均落败。他能感知我的存在，有时几个月闭门不出，令我无从下手。有时又频繁出门，故意露出自己的脑袋让我取了他的性命。他的挑衅让我心感到不爽，为了下一次的成功，我做了漫长的准备。没想到就到了民国三十四年，长达几年的博弈，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他有着致命的习惯，喝第一口咖啡时喜欢开窗，嗅一嗅樱花的味道。我的枪对准了他的胸膛精准无误地射进了他的心脏。他倒在了我的瞄准镜下。

        赶得凑巧，在我刺杀他没多久，薛府因为下人的失误引起漫天大火，盛极一时的薛府转瞬之间成了破壁残垣。

        我沉浸在幻想归队的喜悦中，还没觉察这次的任务会令我悔恨终身。

        我去薛家查探情况，以保证薛长浦确实死亡。在成了灰的薛家宅院里，我拾到了一张被烧成一半的少男少女的青涩合影，柳叶眉，桃花眼，长得多么相像。

        薛敏的家在南京，薛长浦便是薛敏的亲生哥哥。我从来不知道薛敏有一个哥哥，也未曾注意过薛长浦有一个妹妹，二者在故事的末尾唐突的联系在一起。我的心脏好像被两只手撕裂。

        当天夜里，我的住所也燃起了熊熊烈火，我被“烧死”在那场火里。

        我靠假死脱身，返回南洲，我生活在黑暗里，不敢踏出一步，对于薛敏我始终不敢相见。

        而关于南京的薛长浦，薛家并未给予任何信息，不过我确信我的枪法。

        我开枪打死了沈易瑾，那位提供了错误情报的情报科科长。

        几日后薛敏意外入狱。期间金站长的侄子被炸身亡。后薛敏出狱。她受了伤，在医院养病。我是个胆小鬼，只敢在医院的楼下偷偷朝她所在的病房瞄上一眼。薛敏病房的窗台上有一盆百日菊，混色的，花开得茂盛，她偶尔去浇水。

        我认为她恢复得还不错。直到我见到她坐着轮椅的样子。她的左腿完全失去作用，右腿的情况也只好那么一些，有知觉，能动，可要想行走微乎其微。在那么多的日日夜夜里，她都在努力尝试站起，一次跌倒就再尝试一次，又跌倒又尝试，直到自己筋疲力尽，无力地抱着头，隐藏在无尽长夜中。

        日后的时间里她先是成了南洲军统站站长，后又成了县长。她变得更加繁忙，书桌前的灯常彻夜不灭，空闲时她常侍弄院子里的花，浇浇水，施施肥。逢年过节，老沙常带着人来看望她，房间里常传来欢声笑语，他们照顾她的起居，为她庆生。她不再像一个病人，而是和常人一般，充满活力与力量。

        我觉得她比我更早走出那段阴霾，假如世界永远没有黑夜。

        她常被噩梦叨扰，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夜，或许她已经习惯了失眠。她常自言自语，握着照片我们的合影发呆到天亮。她常去墓地，去看她身边曾经鲜活的生命，有时隔一天，有时是一星期，还有时是两三个月，起初她会哭，会难过，后来便是静静地坐着，像一位垂暮老人，她或许是在期待有人唤她头儿，队长，姐大，又或许是薛敏。

        1949年10月1日，举国欢庆。我们所祈祷的新世界真的到来。我们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但从那天起薛敏的身体似乎变差了，开始整日的咳嗽，吃了药也不见好。1950年年关将至，南洲发生了一件恶□□件，敌人阴魂不散，贼心不死，在南洲各处制造暴力事件，我的精力放在了协助他们铲除这股祸患，疏忽了他们对薛敏的危险。她还是受伤了。没多久伤势恶化。

        我知道她病了，可从未想过她病得那样重。躺在病床上，消瘦高热，昏迷无声，食水不进，丝毫没有生气，好像随时会死掉。我在床边鼓起勇气来，抚摸着她的面庞，柳叶眉、桃花眼、鼻梁高挺，薄唇微微。我忍不住地哭泣，唤着一声一声的姐姐，而她始终没有回答我。

        我不信鬼神，也不信佛和耶稣。如果九重天真的存在，如果有可以做交易吗？我想用自己来换。

        我偷偷去探望她，直到第七天。她似乎好了许多，人清醒了，也吃了少许东西，也可以开口说话了。我装扮成了护士模样，混在来医院探病的人群里，没有人知道我的到来，就连她也不知。

        她浅喝了一小口水，看向四周，大概是想记住一些人的脸。不经意间瞟到了我，我悄悄躲到其他人的身后，拘谨地站着。那目光如此的温柔，就同从前般。可我却觉得是那样的灼热，如同被烈火烤过的尖刀，似要将我生吞活剥。

        我默默地退出病房，天真的想着她已经好转。我想等她好些，我就去正式见她，哪怕她打骂我，叫我滚，不理我，我都认了。

        可已经太迟了。上天的仁慈的，给了薛敏三次重生的机会，一次在南京，一次在渭水，还有一次是在南洲的监狱。但上天也是残忍的，有原则的，没能给薛敏第四次机会，让她带着无尽的愧疚和思念倒在了病魔的脚下。

        薛敏出殡的那天，南洲的百姓自发前来相送。我静静地跟在队伍的后面，一步一步地向前。年老的长者拦住了队伍的去路，老人家抹着眼泪赠了一口棺材，那是上好的楠木棺。老沙本不同意，可是拗不过，只得收下。旁边是几位孩童，大的不过十一二岁，小的仅两三岁，面色沉重地向前鞠躬，随后抑制不住大哭起来。这一声哭带动了压制许久的情绪，肃静的环境里传出阵阵哭泣声，后扩散。我在他们中间，成了铁石心肠的怪人，不吵不闹不落泪。

        我和薛敏都是诚实守信的人但同时又都是骗子，我们都来到了约定地点，都错过了对方的时间。

        此后的我在南洲生活了十年，又去了南京生活十年。我穿过薛敏少时曾经走过的街道，生活的住所，嬉戏的闹市，在最后停留在樱花盛开的地方。我抓了把樱花树下的土揣到口袋里，原路返回。

        后来我离开了南京，选择定居在北京，我没有做过什么大事，只是存了些钱，寄给薛敏曾经资助过的孩童。再然后来到了1982年，在一份又一份新鲜的报纸里我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换了名字和身份，我依然记得他。他是薛长浦，他没有死，活到了1982年，而我的一生都停留在1950年的冬末。

        时间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记忆所暂停，它永远向前。我在那它所指的方向走走停停。见过南方的樱花，见过北方的腊梅。见过江南的小桥流水，见过塞外的大漠孤烟。我揣在兜里的南京热土，随着我的走走停停渐渐从我指尖溜走，我想山河万里，安稳太平，队长是喜欢的。永远向前的时间剥夺了我的青葱岁月，我成了耄耋老人。然后我又回到南洲。

        南洲城什么都在变，又什么都没有变，薛敏依然安静地躺在这里，被这里的人照顾得很好。我去看望薛敏，将一支樱花放到了她的墓前。在那里我意外碰到了老沙，他已经很老了，头发花白，走路需要拐杖，牙齿掉了些，眼睛看东西也不怎么清晰，但他认出了我。

        故友重逢，倒是没有什么激动和热情。他在我面前停留许久，或许想问过往的事情，但还是什么都没说。他递给我一个他保存很久的木盒子，里面是几封信，收信人是我。信早已经蒙上了灰，字迹也变得模糊，他的孙子，一句一句地读给我听：

        吾妹冷月：

        展信佳，见字如晤。

        当你看见这封信时，我已经追寻过往云烟。我知道你始终在我身边，只是觉得有愧于我，故不敢相见。兄长已去，不可再忆。此为金怀恩小人所害，不应怪罪于你。

        我这一生樗栎庸材，失败至极。为军人难保山河寸土，为人子难报父母生养之恩，为队长不能护全队员之性命，为恋人相识难相守、千里凄凉。四年烽火，独木难撑。为人十载，深情尽负。

        我将白鸽勋章交托你，将我的信仰交托于你，望卿放下心结，在新中国的新世界里，登高望远，有所作为。

        我听着那封信，努力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算起来她离开我的时间早就超过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听着，听着，眼前的事物开始模糊，我仿佛看见了薛敏写信的场景，一词一句都在宽慰和嘱托。不知道怎么，在她身边出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拉着她妈妈的手，蹦蹦跳跳的，两条马尾辫也随着一上一下。她在妈妈的怀里，快乐的呼喊着“我们回家。”

        我忽然一愣，摸了摸自己的脸，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来：

        “姐姐，我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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