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摄制组在伦敦租的一套公寓，在昆士卫一条叫“莫斯科大街”的陋巷内。这有点嘲弄意味，似乎在提醒我们尽管到了伦敦，可还属于“东方集团”。昆士卫也算条热闹的街，是类似**湾仔、北角那种热闹，格调不高。街上有阿拉伯人摆的干果摊和糕饼摊，有些杂货铺。有一家旧货店卖的衣物比北京寄卖行的货品要破旧得多，很怀疑这样的东西在北京是否允许出售。在美国和**这类东西是只能放进塑料袋交给垃圾车的。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地方。拍片之余，宁愿多走点路去剑桥大街或唐人街玩。陶到伦敦的第二天下午，在大英博物馆拍完外景，就到唐人街去吃晚饭，等上菜的时候，他去了一下报摊。这里的报摊很有超脱政治的味道，台湾报，大陆报，欧洲、**、美国、新加坡的中文报纸，不分政治倾向，都放在一块卖。上午是一份一份卖，到了下午，报纸快要失去时效了，就把几种报搭配在一起，用买一份报纸的钱可以看到三份报纸。由此可见，商品搭配之风并非中国大陆首创，乃是全盘西化的结果。只不过中国在洋为中用时稍加变化而已。陶找到了关于搭配风的依据，很高兴。就用花两份报纸的钱买了六份报纸，拿到餐桌上供大家阅读。 陶拿着报纸乱翻，看经济新闻，看商品广告，看女明星秘史，看黑社会内幕……看着看着在**报纸上发现一篇报道。这份报纸的老板是中国政协委员，海外公认这是张中间偏左的报纸。他的读者比纯左派“大公”“文汇”多得多，观点也比较容易被接受。那篇报道说几个学者文人在欧洲开讲演会获得极大的成功。记者以极热情的口吻赞扬中国近年民主之发展，知识分子思想之解放，对他们大胆抨击腐败现象与落后状态的勇气表示钦佩。看得出文章作者是对中国充满了热爱，对中国改革有很高评价的，陶看着如吃一杯凉茶，浑身舒坦。看到最后，有几行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会议中，也有人提出挑战性的问题，但被某教授严辞驳回了。因提问者系台湾出身，有人怀疑此人是否有其他背景，在下以为文人聚会，不宜参入政治意识，想来该公不致如此……” 陶看后，倒吸了口冷气，心想这一定就是指的余，与肥仔说的正对上号么！幸亏没去那女人家，谁知他那位先生有什么背景呢？ 接着往下翻，又翻到一张代表台湾官方观点的欧洲报纸，上边也有关于这个会的新闻。这篇新闻的题目就叫《演讲会上的闹剧》。文章以嘲弄口吻说，记者有幸聆听了大陆名人的演讲，虽作开放之状，仍看得出欲言又止的尴尬心态。但能如此指陈大陆政治弊端，确也已属不易。从会上也看到潜在的极左势力之顽强可怖。有来自欧洲某处之某公，当场用红卫兵的左式语言对演讲者提出质问：“儿子不嫌娘丑，你们这样骂自己的母亲，就不知道我们听了是什么滋味吗？遭到演讲者怒斥，扫兴而去……” 陶看完，觉得已经弄明白的事又胡涂了。这位余先生，既是有台湾背景，台湾系统的报纸怎么也骂他？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把两边都得罪了？肥仔说他拗，看来不是一般的拗，八成是个很难相处的人物。怪不得能做出宁叫他太太失约，也不请自己到他家去的事来。再想想他叫自己太太学法文的方式，足见此人是够不通人情的。看来那位女士生活得也未必像肥仔描述得那么好。只不过她从贫困的山东农村来到巴黎，生活水平提高，就算满意而已。幸好没到他家去，若真去了，可能会把原来的想象都破坏，失去一个创作素材，倒不如这样留下想象的余地，反倒可以引出一篇有趣的作品来。 饭菜早已上来，陶边想心思边往嘴里填，不一会儿肚子满满的了，却完全没注意到都吃了些什么，有什么滋味。 饭后，陶心情好了点，就和朋友们去逛街。他们在一个小广场碰到一群庞克，有的把头发理成竖着的齿轮形，使一排尖尖的齿牙刺向天空。有的剃一半留一半，在额头再画上一只眼睛，使人以为中国的二郎爷在*****中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斗歪了那只慧目，偷渡到英伦三岛来了。还有一位女士，把头发染成红黄蓝三原色，脸又从中间分开，左侧涂青，右侧涂白，青的那边以原来的眼睛作基础，把它画成个鸡蛋那么大的一只眼，白的这侧又把睁着的眼睛画成闭着的模样。他们穿得也奇形怪状。有的皮裤皮衣，有的全身褴褛。还有位把大小三面国旗做成短裤乳罩；另一位在帽子上该钉帽徽的地方顶着一个生殖崇拜的图腾。陶看着有趣，想拍张照片，可又有点害怕，怕他们发现揍自己一顿。便叫一位同伴站在面前，装作拍他，实际远远地拍那群庞克。谁知被庞克先生发现了，一起走到陶的面前，客气地说了些什么。陶还以为是提出抗议，谁知翻译说，他们问能不能和他们一起拍张照，他们还没和中国人一起拍过照。陶听了大悦，立即同意，一口气拍完半卷胶卷，便和他们谈起来。一经接触，发现这些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凶恶。他们只是觉得这样生活有趣，并不想侵害别人，对人还是非常客气，很讲礼貌的。陶记下他们的地址，答应照片洗出来后给他们寄去，他们便做义务向导，领他们到了一条有名的古老街道，才友好地分手。这条街上多半是小店铺，有印度人开的首饰店，东南亚人开的餐馆。说不清是哪里人开的服装店，商品五光十色，价钱比较便宜，陶为他太太买了条纱巾。按旅游指南找到一家据说是莎士比亚常光顾的咖啡馆，可惜咖啡馆已成危房，正在修缮。正待要找车回公寓，忽然听到有中国歌声传进耳鼓，依声寻源，找到一间小咖啡间，装饰还算高雅，估计不会有太出格处，便掀帘进去，屋内灯很暗，但一个个小桌上都点上了蜡烛。靠屋子一头，有个小小的乐台，在两个乐手伴奏下，一位炎黄子孙，年轻男士，扭着美利坚舞步，正引吭高歌“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在外国见到自己同胞在弘扬祖国文化，大家自然十分高兴，连价钱都不问，就坐了下来，要了几杯咖啡，凝神欣赏。 那歌手看见新来的是中国人，一边唱着一边扬扬手，并且点了点头，更加卖力地唱了下去。 陶坐下看了一会儿，发现这人面熟，细一瞧，不是外人，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名叫呼尔文。这位朋友是个天才，会画画，参加过七十年代末北京民间办的一次新潮美展；会写小说，曾发表过至少一篇小说。前些年到了美国，在一个大学学文学，陶有次去美国，此人还临时替他当过两天翻译。共同工作中他们闹过一点小摩擦。就是这位朋友总爱热心地指导陶的言行，口头语是：“别这么说（做），美国人不是这么说（做）法的。”有天陶就跟他说：“您注意。我可是个中国人，他们美国人到我们那儿，我们可并不叫他们按我们的口味说和做！”从此他就不再那么热心，过了两天便换了人。此后想起这事，陶还后悔自己太爱激动。他说他的，不按他的办不就完了？何必得罪人呢？此事过去数年，陶已忘却。没想到世界这么小，今天竟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歌手在零零落落的掌声中下了台，就直奔中国人这桌来了，而且马上就认出了陶。人家丝毫没有记恨前嫌的意思，伸出两手说：“幸会幸会，什么时候到的英国？”陶一面答话一面向众人介绍。歌手立刻拉把椅子坐下，要了杯土耳其咖啡，和大家聊天。陶说：“你可真多才多艺，呼尔文，呼尔文，怎么又忽而唱起来了？”歌手说：“在外边闯世界，就得拳打脚踢，哪样能挣钱就干哪样，有钱才能立住脚跟呀！”陶问他：“那么文学呢？你还写作不写？”歌手说：“小说不写了，写那玩艺儿太费工夫，这地方时间就是金钱。但还写诗和散文；不过英国这地方没什么中文报刊，写了还要寄到别国或**发表，很麻烦。”陶问：“你和欧洲的中文报纸有过来往？”歌手说：“是的，差不多的我都发过稿。”陶就拿出执台湾观点的那张问：“你了解这张报的背景吗？”歌手看看说：“台湾官方办的，不光台湾出钱，连编辑、排版都是在台湾，作好再空运到欧洲去印刷。怎么？你对这上面哪篇文章有兴趣？”陶把报纸推给他，指了一下说：“你看看这篇！”歌手拿起来匆匆读了一遍，笑道：“这位余某人是够讨厌的，这类人我在英国也见过。人家刚揭露一点中国的弊病，他们就以卫道者的姿态表示愤愤不平，甚至会痛哭流涕，好像只有他们爱国。你这么爱国，你回中国去呀，为什么还在外边作假洋鬼子呢？”陶说：“不能就凭这个断定他是台湾国民党的人吧？”歌手说：“还要什么呢？若不怀有敌意，怎么会提那种问题！你看看，学者们谈了什么？不就是说中国穷，中国落后，中国缺乏民主吗？不全是事实？还说中国封建专制，腐败愚昧，这不也是事实？我看还揭露得很不够呢。学者文人敢于揭露，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勇气，也表明改革开放的成效，所以外国人听了叫好。可这位余先生说什么，他居然说看这几位同胞踩估自己的国家，他感到痛心！还问人家，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用嘲笑自己母亲丑陋来取悦于人，你们有什么感想？呸！这类卫道士，马屁精，*****中我见多了……” “等一会儿，我怎么越听越胡涂！卫道士？你说这位余是卫道士？” “是的！” “他卫哪种道？” “极左之道呗！” “你不是相信他给台湾干事吗？” “当然是台湾派去的，反对改革开放，给言论自由泼冷水，不是台湾派来的谁会这么干！” “那为什么台湾报纸也骂他？” “给他打掩护呗，造个假象，表明他和台湾没关系呀。你刚才不是问我有没有证据吗？这不就是证据？台湾越骂他越证明他们是一伙呀！” 陶知道和这位歌手是绝对谈不清楚的了，便笑笑说：“多谢老兄指教。不过你老兄的逻辑我一时还理解不透，让我自己再琢磨琢磨吧。咱们换个话题如何，告诉我你近来生活得怎样？” 歌手连连点头，谈起他的境况。他对自己的境况，还是很满意的。经济上过得去，日子过得满舒服，陶问他是否以哪一位红歌星为目标，钻研歌唱艺术？他说：“为什么我要以别人为榜样？NO。我自己唱我自己的，我怎么唱得舒服怎么唱！”陶说：“这么说，你已经自成一家了！”他说：“为什么要成一家？做人么，自己过得愉快就行，干么非要成家呢？成家意味着对别人负责，我干什么要对别人负责？唔，老兄，你这些观念已经过时了……”正说着他的同伴来叫他到别处去赶场，他就匆匆告别而去。陶他们也不想再坐下去，就扬手招呼侍者来买单。侍者过来笑笑说：“先生，你们的帐已经有人付过了！” “谁付的，是刚才唱歌的那人吗？”陶有点意外地问，并掏出几张钞票给侍者，“我不要他付钱，请退还他。” 侍者没接钱，往后退了一步说：“不，不是那位先生付的，是另一位。” “谁？我们这里再不认识别的人了。” 忽然从身后一个桌上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不认识就不可以请客吗？”声音很低，有点沙哑，却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口音。大家惊奇四顾，没看到哪里还有中国人。这时从最邻近他们一桌站起一个老太太来。 这位老太太高高的个子，和身高比起来，显得瘦了些。纯粹的欧洲人面孔和体型，看不出多大年纪，但从脸上的皱纹和那老式的披肩来看，总是比他们要长一辈。那位老太太伸出手说：“不认识不要紧，现在认识也不晚，我叫夏洛特。英国人。愿意和我闲谈一会儿吗？”大家高兴地和她握手，齐声表示欢迎，又原地坐了下来。老太太便把椅子拉过来和他们坐在一起。大家说：“初次见面，怎么好意思叫你付帐。”她说：“小意思。我倒要请你们原谅，刚才我听到了你们和那位歌手谈话，开头虽然是无意的，可是我后来注意听了，很对不起。”陶笑着说：“既是在咖啡间谈的话，当然没有保密性，何况谁也想不到会有懂汉语的朋友在座，而且汉语这么好！比我这苏州国语讲得好多了。” “我母亲是中国人，我出生在北京，在那里读完中学才到英国来的。不过我也是很久没说汉语了。” 陶说：“现在中国到国外来的人很多，这里也有不少华侨，还是有机会说汉语的吧。” “我是个过时的人了，你们那里来的人，包括台湾来的人多半都是新派，他们看到我这样的老古董都扭过脸去。我也不愿意找难堪，所以不大去主动搭讪。至于这里的华侨社会，也不太令我好感。中国人不团结，我看了伤心。比如，人家犹太人在一起总是互相帮助，你在这条街开店生意好，我就不在这里再开店了，另外再开辟新地盘去。中国人呢，你在这里开个饭店生意好，明天他一定也挤到这里再开一个，还要卖得比你便宜。自己人挤兑自己人，叫外人既得利又看笑话……唔，你看我又扯到哪儿去了，难怪人家不愿和我谈话。” 陶说：“不，你谈的这些，对我们不说都是新闻，听着也很有兴趣。” “我只要讲得自己高兴，并不管人爱听不爱听。刚才你们说话我听见了，我想冒昧地谈点我的看法，一个爱中国的外国老人的看法。” 大家说：“那太欢迎了。我们洗耳恭听。” 老太太说：“你打听那位反对演讲的先生有没有台湾背景是吧？” 陶说：“是的，因为报上这样说。” “为什么问他是哪边的人呢？我看在这件事上，一个人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话有没有道理！不要管他哪里来的，谁说的对，真理就在谁这边，你们说是不是。”大家点了点头。 老太太接着说：“我没看过这张报纸，不知那些学者文人说了些什么，刚才那位歌手不是说他在英国也见过卫道士式的人物吗？碰巧我在这里也听过国内来的人演讲。我说的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两处。我是抱着了解中国的愿望去听的，听完后我的感觉，可以打个比方来说明，这比方还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受到的启发。比如我们去动物园看孔雀，那个讲解员叫我们蹲在孔雀屁股后面看它开屏。并且说这就是孔雀最美的形象，我们会怎样想呢？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不是真实的存在，可我们也绝不能承认我们看到的就是完整的孔雀，因为这不是孔雀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孔雀的主要特征。真正使孔雀成为孔雀的，是人们从正面看到的它开屏时的模样。我们能说这是个好讲解员吗？如果这孔雀是他饲养的，他绝不会这么干，因为这对孔雀不公平……” 老太太讲到这里停了下来，摇了摇头，做了个不以为然的手势。听的人也屏住了气，有的低下头在想什么，有的下意识地做着小动作。扶扶杯子，摸摸下巴。 老太太平静了一下自己又接着说：“我有次听这样的演讲，听完就像报上骂的那位先生一样，想站起来问问，你们这些从中国来的人在台上骂中国，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半中国人心里是什么滋味？知道不知道在座的外国人在拿什么眼光看中国人？我长得不像中国人，他们不用那种眼光看我，但他们在用怜恤、轻视的眼光看过中国人后抛给我一个同类之间自得的、默契的眼光，使我心里更难受。中国是我母亲的国家，我不能嫌我母亲的国家丑，也不允许别人嘲笑我的母亲丑，因为我爱中国，我把中国人看作我的兄弟姐妹，这就是我要请你们喝咖啡的原因。我不是说中国样样好，哪个国家也不样样都好！样样好还谈什么改革呢？可做个中国人，你总得看到中国的好处，而且得承认自己也有使它越来会越好的责任。那位挨骂的先生我不认识，甭管他是哪儿来的，他比报上夸的那些人更叫我喜欢，八成他也像我一样是个老古董！” 老太太喝了口咖啡，吁了口长气说：“也许你们觉得我有点太感情用事了吧。好，抛开感情，讲公理吧。大家不是都拥护民主喜爱自由吗？好，你有揭露中国阴暗面的自由，有批评**的民主，听众不也有和你意见不一致的自由？反驳你的观点的民主吗？你在台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人家在台下唱唱反调怎么就要群起而攻之呢？好像中国的左右两派，在这点上倒像是精诚合作了，我感到悲哀！” 老太太过于激动，停下不讲了。人们就由衷地说了些赞同的话和安慰的话，随后，为了使心情轻松一下，又换个话题，谈了些英国的风俗民情。分手时向老太太要名片，她说：“我不印名片，记不记得我的名字没关系，只要记得海外还有我这样半个炎黄子孙，还有这么一种爱中国的人就好。” 这晚上陶很久没睡着，他想如果有机会去巴黎，他还是要认识一下那位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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