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命与土地的契约

生命与土地的契约——封君封臣制与封土制

        1127年4月7日，星期四，天气晴好。佛兰德尔的威廉伯爵的城堡正在举行庄重严肃的臣服仪式。

        伯爵问那前来投靠的人是否真的愿意毫无保留地变成他的人，后者答道：“我愿意。”然后，其人将合拢的双手置于伯爵手中，二人拥抱亲吻。然后，封臣对伯爵宣誓：“我以我的诚信发誓，从今以后我将忠诚于威廉伯爵，履行我作为封臣的全部义务，绝不欺骗。”说这些话的时候，其人以圣徒的遗物作为宣誓的凭证。最后，伯爵以一根小树枝为象征将一块封土授予封臣。于是，仪式结束。

        这样一个仪式所反映的正是西欧中世纪最重要的制度——封君封臣制度的缔结以及封土的封授过程、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封臣或附庸，成为另一个人的“人”；原来还有如此庄严的仪式、如此复杂的内容。

        封君封臣制是西欧封建社会最具特点的制度之一，它的出现及存在发展影响和造就了西欧社会许多最基本的制度与现象。

        一、他人之人——封君封臣关系的形成

        中世纪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一个人从属于另一个人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依附关系在社会中自上而下无处不在。一个伯爵是国王之“人”，一个农民乃庄园领主之“人”。而此种人与人之间的主从关系最为典型的结成方式，也是制度化的形式，则是封君封臣制度。

        依附关系首先产生于保护与被保护。罗马帝国灭亡、日尔曼诸王国兴起后的西欧大地，产生和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依附关系。帝国灭亡之后，能够给人民大众提供保护的公法系统、公共权力系统虽不是荡然无存，却也是难以发挥作用。早期社会动荡不安，在不断的兵连祸接之时，那些社会的弱小动物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生存而不得不寻求强有力者的保护，而后者也需要这些弱小者的依附与支持。因此，许多弱小者以“委身”的方式投靠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以寻求保护。这种委身投靠的方式在西欧中世纪早期极为普遍。8世纪早期的一本名为《都尔的宗教礼节》的书中，有文献可反映这种委身依附：

        致高贵的主人某某，我，某某因明显的衣食无着，而虔敬地请求您，希望您能同意我把自己交给您或委身于您的保护之下。为此，我将按下列条件行事：按照我为您服务的程度和为您服务的好坏，您必须给我以帮助和衣食的支持。至于我，只要还活着就必将以我的自由等级来为您提供服务和尊敬。并且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权力解除来自您的控制和保护。恰恰相反，终我一生我都必须保持在您的权力的监控和保护之下。因此，征得同意，若我们中的一方想从这种约定中退出，只要他将给予另一方以许多索里达的补偿，那么协议将仍然有效。

        这种委身依附多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故早期的依附关系多为不自由者的选择。它更多地表现为下层人民与地方领主之间的主从关系，是一种农奴的依附。

        封君封臣关系的兴起也是起源于一种保护与被保护。但与一般农民的委身依附不同，封君封臣关系的形成当以依附不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作为标志。此时，许多自由人加人到依附者的行列，得到保护当然是其重要的理由，但为了出人头地、提高身份地位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墨洛温王朝的高卢及其他地区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主从关系。追究其渊源则既有罗马“护院”的影子，也有日尔曼亲兵制的精髓。按日尔曼传统，首领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拥护，而一个首领在战时其周围总有或多或少的亲兵①。在墨洛温及其他日尔曼诸王国这种主从关系相当普遍。它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一个自由人可以自由地寻找自己的主人。有些地方，如英国甚至规定一个自由人必须有自己的主人，否则他不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墨洛温时期诸王都有自己的卫兵称为“楚斯提斯”，他们向国王宣誓效忠，而国王则要承担他们的各种及时之需。一般大的贵族家庭有所谓的“家丁”，他们与罗马帝国晚期的护院有些类似，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是非自由人了，而是出身于贵族或自由人。这些贵族子弟投身于国王或大贵族虽然有一定的谋食之意，但政治上的目的更为明确。当然上层阶级结成的这种主从关系虽没有明显的不自由的特征，但低人一等、从属的意味是很浓的，因此，一些门第高贵的家族反对他们的子弟与他人结成这种关系，他们往往因其子弟不听劝告与人结成依附关系而大发雷霆。

        ①对于日尔曼人或罗马人在封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直以来有不同的看法。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魏慈认为在早期日尔曼人中间，塔西佗所谓的亲兵制度是极其例外的安排而非其常态。而且在法兰克人占领高卢后这种制度也没有被保留下来，它更多地出现于英雄史诗中，如《贝奥武夫》。后来的封臣制不是产生于亲兵制而是产生于高卢—罗马的保护关系。而同时期的历史学家洛特则否定魏慈的看法，洛特认为封臣制还是起源于亲兵制。

        早期的依附关系多限于家庭，但到了8世纪加洛林时期，它已经突破了家内这一狭小的圈子而走向国家和社会。加洛林国家以这种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来维系国家的统治，它的出现是封君封臣关系形成的又一重要标志。一份编辑于7世纪中叶、8世纪早期的文献《马尔库尔夫的宗教礼节》反映了当时寻求保护的对象已经转向国王（实际上是加洛林家族的宫相），该文献认为王室权威应该同意接受那些确实需要保护者的保护请求，以使他们免受那些恶人的不法行为的侵害，这样在宫相、教会以及修道院的保护下，那些各类依附者都可以得到和平。墨洛温宫相查理·马特为赢得战争则不断扩大封臣的数量，且授予他们以“采邑”。757年巴伐利亚公爵塔希罗与其他巴伐利亚的大人物一起来到加洛林国王矮子丕平处，向国王行臣服礼，变成了国王的封臣。著名的查理曼则努力与地方大贵族结成主从关系，以寻求他们的支持。778年他从西班牙回师的路上，就宣布那些伯爵和修道院院长为自己的封臣。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个人之间的主从关系的缔结扩展到他的管理机构，重要官员都成了他的封臣。在虔诚者路易时期（查理曼之子），王国的各级朝廷官员、郡官员及地方豪强都变成了国上的封臣，甚至许多在法国的外国人也被冠以封臣之名。加洛林帝国解体之后，以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来维持国家统治的传统并没有改变。936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即位时就意识到没有什么方法比使公爵、伯爵等贵族变成他的封臣更为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因此，国家利用个人依附关系的存在来加强统治标志着封君封臣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成型。在这种成型制度下，封臣阶级逐渐脱离进行那些田间劳作或执家内贱役的臣仆而成为骑马持矛执盾为主人服军役的战士。“封臣（Vassal）”一词尽管在9世纪变成了最为正式的专指封臣的词汇，但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奴仆”、“年轻侍从”的本义，而具有了“武装”、“军事”的意义，从9世纪中期开始“米勒（Miles）”一词经常被用来称呼封臣，可以想见其军事意味之浓厚。封臣阶级从家内走向战场，为国王贵族服军役成为他们的主要义务。因此，封君封臣制形成的过程即封臣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用历史学家冈绍夫的话来说：封臣“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妒忌的身份，它是荣誉的标志”。

        加洛林带国解体之时，欧洲社会普遍动荡不安。维京人、穆斯林人、马扎尔人对西欧的入侵造成重大破坏。“国王现在无法拯救他的王位和王国……他既不能保护他的主教，也不能保护他的其他依附者以抵抗那些危险。于是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将自己的双手交给那些大人物，这样他们才能确保安宁”。于是地方势力重新强大起来，以地方豪强为核心而结成的主从关系大量出现。日尔曼人原本有的尊重地方势力的传统进一步发展，它们由加洛林时期的国家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变成了独立或半独立的单位。地方豪强与自己领地中的依附者结成封君封臣关系，以此种关系对地方进行统治。地方堡主与那些骑士结成主从关系，标志着封君封臣关系不仅仅是国王与高级贵族之间的关系，而且已经从直接的对皇帝的忠诚扩展应用到其他人身上。一个人可能是某诸侯的封臣，并且后者又是另一个统治者的封臣，这样一直延伸至地方领主与其部属。至于农民与领主结成的依附关系，虽然与封君封臣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但作为领主之人，农奴同样具有封臣的某些特点，他甚至也行所谓的“手”的臣服札。它从一个侧面证明封君封臣关系作为一种关系和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断为人们所仿效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封君封臣关系的结成都以保护与被保护为前提，一些其他的理由也能形成封君封臣关系。如为了外交的目的，法国国王与丹麦人结成的封君封臣关系，使后者成为他的封臣。一个伯爵与另一个伯爵地位相同，结成封君封臣关系是为了领地管理上的共同需要，即利益的需要。而一个主教成为某公爵的封臣则只因为他捐献了大量土地给教会。为了亲戚关系而结成的封君封臣关系则更多地带有照顾与抚恤的意思。一个骑士与一个伯爵结成封君到臣关系则可能是为了报恩。这些一方面说明封君封臣关系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说明封君封臣关系的相对复杂。

        封君封臣关系的形成及其重要性自然不用我们多言，但是显然不能将中世纪的一切社会关系都简单归纳为一种封君封臣关系。英国历史学家苏珊·雷洛兹在其新著《封土与封臣》中认为，封君封臣关系不可能是社会关系中最强大的联系纽带，其影响可能远比今天人们设想得要小得多。中世纪至少在加洛林时期并不是一个只依靠个人关系来维系的社会，那里还存在大量的更为重要的非个人的关系。并且在所谓的封君封臣关系概念中至少包含半打不同类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统治者与臣属、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地主和佃户、雇主与雇工、将军与士兵、甚至一个地方恶霸与受欺侮者等都可能被包含在封君封臣关系之中。因此，虽然学者们对封君到臣关系的强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探讨，是对国家社会的管理运行角度的侧重，但也不能忽略社会关系的丰富复杂的内涵。不仅如此，对所谓封君封臣关系的过于强调，使许多历史问题的发展变迁往往被归之于社会的精神气质之类较为抽象的层面，而对其他因素注意太少。事实上，往往是各种政治矛盾和具体事件影响到个人之间关系的形成，而不是光有关系后有事件。例如，统治者们在雄心抱负以及经历的事情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军事服役制度。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对人力和钱物的需求会很多，于是就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管理制度和法律，中世纪的封上封臣制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苏珊认为西欧中世纪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态度及精神气质的发展变化根源于复杂多变的政治发展状况，而不是造成政治发展变化。

        二、仪式——合掌、亲吻、宣誓

        封君封臣关系的结成有一套独特的仪式，即合掌礼、亲吻礼、宣誓礼。前二者被统称为臣服礼，但最初两种仪式是单独进行的，并未结合在一起。行臣服礼时封臣要脱帽、下跪、解下所佩带的武器、把双手放到封君合拢的手掌中，说“阁下，我是您的人了”，这就是合掌礼。较早提到合掌礼的是8世纪下半期的文献，这些文献中提到行臣服礼时都说“用手来行臣服礼而变成封臣”、“用自己的手行臣服礼”。将双手交给他人，置于他人掌中意味着自己的一切听任他人的处置。这是合掌礼的含义所在、亲吻礼的出现则标志着封臣地位的提高。大多数封臣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但与封君的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主从关系。这种从属的带有屈辱意味的关系遭到很多的反对，于是以示平等性的、略带补偿意味的亲吻礼就出现在封君封臣关系缔结的仪式中。但它只是一种象征，封君封臣关系的半奴役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与其说亲吻礼是为了求得一种平等地位，不如说是为了表示二人关系的亲密，毕竟结成封君封臣关系之后，双方就关系非同一般了。臣服礼与宣誓礼的结合也较晚、最早的记载是755年，但实际上可能更晚，当然宣誓效忠的行为是很早就有的，在墨洛温高卢就有向王权宣誓效忠的个人行为。使宣誓效忠仪式化且使其作用日渐重要，主要得益于教会。宣誓效忠是对教会宣誓的一种模仿，典型的例证是封臣宣誓时多以《圣经》及圣徒的遗物为凭证。802年一位封臣这样对查理曼宣誓：“我起誓：我忠诚于主人查理——最虔诚的皇帝、国王丕平和贝尔妲之子，作为封臣我绝不对主人做错事”，云云。847年某封臣问秃头查理宣誓效忠：“我将是您忠诚的助手，只要我的知识和力量允许，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以我的职责和我本人来给予您以劝告和帮助，决不欺骗和反叛，以使您能够维持和实行上帝所赋予您的权威……”双手置于封君手中意味着自由交付他人，而宣誓效忠则在于强调其作为封臣有相当的自由，必须以宣誓来约束。这是封君封臣关系的微妙之处。西方学者强调封君封臣关系的自由契约的性质，却又极力赞美那种从属的奇迹，赞美一个人从心灵到肉体都忠诚于他的主人，真是矛盾得奇怪。

        仪式是习俗社会中的法律，是公开宣布一种关系的缔结。一旦举行了这种从合掌到宣誓的礼仪，就表明双方的关系已经公开，为社会所承认和关注。1020年巴塞罗那伯国地方的文献中出现了臣服礼这样的词语，在东朗格多克地区是1033年，在西尔达连伯国是1035年，在安茹地区是1037年。11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实行臣服仪式变得普通起来。德国则最早是在1077年，相对较晚些，但显然结成封君封臣关系已经成为西欧社会的重要现象。但是如果认为仪式产生了封君封臣关系则是一个错误。从我们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许多的宣誓效忠都是针对国王的，显然国王的权势和力量是造成这些效忠宣誓的基础。因为他是国王所以才向他宣誓效忠，如789年加洛林王国内所有年满12岁的男性都应该向国王即后来的查理曼皇帝宣誓效忠，873年秃头查理要求移居其王国境内人向他宣誓效忠。这些都说明仪式只是对力量和地位的一种承认。

        三、封土制

        封土（fief）是封君封臣制的关键，是它的经济基础。“没有封土，就没有封君封臣制”，“为了封土才来臣服”，是封土在这一制度中重要性的明确表述。其实，出现的影响封建制度的那些因素可能早已各自单独存在，但没有相互发生联系。一个武士宣誓为领主战斗，并不必然以持有采邑或封土为前提，而大多数的采邑或封土持有者也并不必然宣誓为封臣。加洛林时期封土与封君封臣关系的结合形成了所谓“古典的封建主义”。虽然这种结合在各地有早晚的差异，如在法国的玛高奈地区是到11世纪才出现这种结合的，但一个人由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封臣变成一个封土的持有者确实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①。

        ①苏珊·雷洛兹在其著作《封土与封臣》中对这一经典的“封土与封君封臣关系的结舍”的理论提出质疑，她认为，并没有一个从最初的个人依附关系的封臣制走向因获得封土而“领地化”的所谓古典封建主义的形成过程。国王与地方贵族，贵族与其侍从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以土地换军役的关系。贵族或侍从服军役是因为他们是国王或地方伯爵的臣民，他们获得土地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封臣。苏珊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如果学术界接受她的看法，则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结论都将更改。见苏珊·雷洛兹《封土与封臣》（牛津1996年）。

        封臣为封君服役，不是无偿的。除了封君的保护承诺，经济上的赏赐或报酬也存在。早期封君一般赐给封臣武器、衣物、马匹、食物等，最典型的是将封臣召集在自己家中供给食宿，这些封臣即所谓的家内封臣。随着战争的频繁，供养封臣数量增多，困难也增大，当时道路交通落后，集中供给食宿确有诸多不便。于是赐给封臣一块土地，让他们靠土地养活自己且为封君服役就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墨洛温时期这种封赐的土地被称为“采邑（benficium）”，其本意原是一种“恩赏”、“恩典”，它的特征是以服役为前提。当时国王、封建主及教会都有赐给自己封臣采邑的行为，虽然封赐的数量不多。采邑的赐予以查理·马特最为典型，为与阿拉伯人作战，查理不得不接纳和分封封臣，并且将大量教会土地作为采邑赐给封臣以换取他们的军事服役。这就是著名的“教产世俗化”，它的重要后果是使封臣的存在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是分赐采邑给封臣的一个重要原因。早期战争多是步兵，7世纪亚伐人将马蹬传入法兰克，使骑兵得到发展并逐渐取代了步兵的重要地位。而骑兵的装备费用（马匹、盔甲等）远远高于步兵。716年阿勒曼尼一个小封建主以自己的地产和一个奴隶才换得一马一剑，费用之高可见一斑。集中供给如此昂贵的封臣战斗所需，显然非一般封君所能支持，也存在运输上的诸多困难。故采邑的赐予有其明显的优越性。墨洛温王朝的采邑是一种非继承性土地，从法律角度来看，它是不安全的保有物，但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世袭的土地。总的来看，墨洛温王朝的采邑分封作为制度还没有大规模实行，但一些基本的特征在逐步地发展。到加洛林王朝，封君封臣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封土（feudum）一词逐渐取代了采邑。因此，封土与封君封臣关系结合而形成的封建主义的两个重要时期，一是查理·马特的8世纪早期，一是查理曼帝国解体后的9、10世纪。在查理·马特时期，封建制度是习俗与当时条件的自然发展，是教产世俗化的结果，而在解体后的秃头查理时期，基本上是一个几乎无政府的状态，武装力量是当时惟一有效的法律。

        “封土”最初出现于881年的勃艮第的法令中，其内涵是动产。指的是马匹、衣物、食品、武器之类。10世纪初年引申为“不动产”的土地。从11世纪末开始以标准的拉丁文“封土（feodum或feudum）”形式出现，专指为服役而获得的土地。最初的服役似乎指一些专门的活计，如铸币、粉刷教堂、制造金银器皿等，非一般人所能干得了。后来渐渐限定于军事服役，所以在严格法律意义上，封土是指以取军役为条件而获得的土地。封土的赐予也有一个仪式，一般紧随着臣服礼和宣誓礼而进行，并渐渐与它们结合起来，成为封君封臣关系缔结仪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般封君将小树枝、手杖、旗标、权杖、鞭子、指环、小刀、手套或一块草皮、一块土壤等象征物交给封臣，意味着将封土及上面的权利交给封臣。封臣半跪着接下，之后封君封臣拥抱亲吻，仪式结束。一旦决裂，则折断草根或掷还手套以示不再效忠。

        封土的情形比较复杂。首先是大小差异。小的封土就相当于一般农民的份地，而大的封土则俨然以国家的形态存在，如公国、伯国之类。其次是封土的种类不一。一类以土地为基础，它是封土最基本也是最典型的形式。尽管有不小的地区差别，但获取一块土地然后在上行使其权利是其根本特征。在德国，公爵、伯爵等人获取封土，但只行使某些禁用权，他们实际上是国王的代理人，这种封土被称为“功能封土”。一类不以土地为基础，称封土只是沿用习惯，如“锁子甲封土”，指赐予封土就是为了战争装备；“钱袋封土”或“年金封土”、“租金封土”之类的封土，指赐予封臣的是仅收取一定数额货币的权利。“货币封土”则由封君定期向封臣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以维持其生活。此外，一个官职可以是封土，某地的税收权可以是封土，教堂修道院可以是封土，城市可以是封土。当然最普遍、最常见的还是一块地产。在西欧各国，领主赐予其主要的管理官员以封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封君封臣关系的层递性可以通过封土的层层受封来表现。在英国有这样的一个表述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封土的这种复杂化的特征：

        Z直接从Y持有，Y直接从X持有，X直接从W持有，W直接从V持有，V……B直接从A持有，最后A直接从国王处持有。A被称为国王的直接佃户或总封臣。

        这种从A至Z的分封过程即次分封。任何一个中间领主都有权转封土地给他人，于是使封土上的权利和义务层层叠叠。极其复杂。如某甲把一块土地以带10名骑士服军役为条件封给某乙，乙再以带5名骑士服军役为条件把该土地转封给某丙，丙又以纳若干货币为条件把同样这块土地转封给某丁。于是甲乙丙丁四人都和这块土地发生关系，都对这块土地享有一定的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从罗马法意义上来讲，封君对封土有所有权，封臣则只有zhan有权和使用权。具体说来，封君对封土有扣押权、收回权、先期zhan有权、监护权、转封权，封臣则有zhan有权、使用权、相当的处分权。但层层受封的结果，使与封土发生关系的人太多，他们多是中间领主，既是封君又是封臣。因此，中世纪封土上权利的实际发展与法律理论相距甚远。早在12、13世纪，西欧的一些法学家就在努力使法律与实际的情形相适应，他们发展出“最高所有权”、“从属所有权”、“使用所有权”等所有权分割的概念，就是为了适应封臣扩大自己在封土上的权利的趋势。总之，在封土的权利上，封君封臣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封土作为一种可继承性土地的发展。

        起先，加洛林诸王封受土地多以封臣的一生为限，死后要收回。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往往采取顺延的办法，让土地仍然留在封臣家族之内，即继承的习惯已经事实上很普遍了。最后加洛林王朝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让封土得到继承。877年颁布的《凯尔西敕令》就表明承认封土的世袭。当时秃头查理将要出征意大利，为获得支持，他颁布了此敕令。该敕令规定；“假如一个伯爵战死，他的儿子应会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亲近的邻居等其他忠实可靠的人，以及伯爵领地的仆人们和主教的仆人们一起看管伯爵领地”，但实际上，封土的继承在11、12世纪的西欧才逐渐固定下来。法国较早些，约在10、11世纪，德国在11世纪，英国在诺曼征服之后，意大利在11世纪。关于封土的继承当时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双方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在德国甚至引起战争。

        封土的继承只是关于封土权利的一个方面，随着封臣对封土处分权的增大，在诸如转让、买卖等方面的权利得到相应的发展。从11世纪开始，出售封土的事情已经不断产生。只是封土的买卖方式很特别，封君是买卖土地时必须参与的重要一方，一般是先由封臣将土地交给封君，然后再由第三方自封君处领有。从形式上看，它们仍然像封土的封受，但实际上是土地的买卖，此时，第三方不再以服军役为条件，而是以获取土地为目的。并且大约在12世纪，连这种以封君作为中介人的转移土地的方式也不用了，而只须简单地取得封君同意。封君的同意须以一定金钱为代价，即应向他交一笔钱。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诸多土地的转移多是从世俗贵族流向教会人士之手。1189年，当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国贵族安德烈以60里弗尔①为代价将封土抵押给莫勒森修道院，罗伯特的封土抵押了10里弗尔，而热拉德则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了儒勒修道院，得到10里弗尔及一头牛。当然也有许多商人及其他身份相对低下的人进入购买土地的行列，如1265年一个克吕尼商人以出借800里弗尔为代价，从勃艮第公爵处取得一块封土，包括城堡以及其上面的司法权统治权等。我们甚至能看到农民以现金获得贵族的地产，以及地产上的征收任意税和施加审判的权利。英国1290年的《买地法》更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土买卖的合法性，该法律规定，封臣可以自由转移封土的一部或全部，只要采取代替的方式使原封臣退出封建阶梯，而由新受地者与封君直接发生关系，相应的义务一仍其旧。总之，封土的转移越来越频繁。而买卖的不断发展则标志着封土的衰落。

        ①法国中世纪货币单位。1里弗尔等于20苏，1苏等于12第纳尔。

        随着封土的出现，停留在抽象意义上的封君封臣关系有了具体的内容。封君封臣制的那些特点也就更多地表现为封土的特点。封土的层层封受使所谓所有权问题变得毫无意义，虽然西欧通行的原则是没有无领主的土地，但实际上即使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也未必能行使其所有权利。各级封建主都是土地的事实上的zhan有者，享有土地上的各种权益。而这种事实上的zhan有发展到一种极至就是所谓的“地域化”，即土地上公权私权的统一，公法私法的统一。一个领主就是他的土地上的绝对统治者，享有从司法、行政到经济等多方面的特权。这是封君封臣制在封土制作用下出现的统治方式的一种改变。

        四、封君与封臣

        封君封臣关系一旦结成，双方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及享受应得的权利。封臣提供的义务即封君的权利，封君提供的义务即封臣的权利。

        封臣对封君的义务分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1020年沙特尔主教富尔伯特写给阿奎丹公爵的一封信中对封臣的义务作了如下描述：“凡向其封君宣誓效忠的封臣都应该将这六件事情铭记在心：即无害、安全、尊敬正直、有用、轻松、可行。无害，即封臣不应该伤害其封君的身体；安全，即封臣不应该以背弃封君的信任或背弃封君安全所需要的防卫而伤害封君；正直，即封臣不应该在司法审判或其他与封君名誉有关的事件中伤害封君；有用，即封臣不应该在财产关系上伤害封君；轻松，即能够使封君做起来很轻松的事情，封臣决不要使他感到困难；可行，即能够使封君可能完成的事情，封臣决不要使他成为不可能。”然而这只是封臣对封君的义务的消极义务，它要求封臣不做危害封君之事，如不伤害封君的生命肢体，不破坏他的财产，不勾引封君的妻子长女等。所以富尔伯特又说；“一个忠诚的封臣……在做到上述六件事情的同时还应该忠诚地劝告和帮助其封君”。这就是积极的义务，它指封臣应该为封君做些什么。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类，首先是服军役。在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战争是司空见惯之事。而领取封土最主要的条件也就是服军役，军役是各种义务的核心。封臣服军役有许多重要的规定，如分军役为防卫型和掠夺型。前者没有什么限制，敌人来犯，封臣只有跟着封君一起作战坚守直至敌人战败或退却，封臣的军役才算结束。而封君若是为了掠夺邻近地区而开战，则封臣的义务有时间限制，不能无限期延长，一般规定一年40天。在此期限之内，封臣的战斗所需的武器人员装备，粮饷草秣都是封臣自己掏腰包。按封建的原则，封臣要自备马匹、武器、盔甲，奉召亲自为封君服军役。除了他本人之外，大的封建主还要带上他下面的封臣，所带骑上的数量视该封建主受封土地的大小而定。这些要求早就声明在先，一般是结成封君封臣关系之时就已经决定。如11世纪法国贝叶主教下面有100多名骑士为他服军役，但他只须带20名为其封君诺曼底公爵服军役，如果他帮助的不是公爵本人而是公爵的上级法国国王，则其骑士数可减至10人。除了作战，军役还包括守卫城堡、看守庄园、护卫封君出巡等内容。

        其次是帮助。帮助一词带有许多人情味，而实际上封臣给封君的帮助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强制性的，不得已而为之。帮助义务中最主要的是在紧急时候给予封君以金钱支持。封君的继承人不能交纳继承金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封臣的帮助。封君被人俘虏了，这是常有的事情，交纳赎金将其赎回是封臣的义务。想想自己的封君被人抓住了，成为他人掌中之物，封臣能心安理得吗？封君的长子成年了，应该被授予骑士，长女一天天袅袅婷婷起来，应该找个婆家了。这些都是重大的事情，要邀集名流，要大宴宾客，越风光越好，而一切的费用应该由封臣来支付。其他，假如一个封君耐不住乡村生活的寂寞无聊，决定参加十字军冒险，封臣应该有赞助的表示；封君嫌自己的城堡破旧或者式样不流行，决定另建新堡，封臣不能无动于衷，而应该给予帮助；或者封君要干些自己财力所不能承受的事情，封臣也不能视而不见。所以，一个有所作为、喜欢表现的封君对封臣来说是个令人生厌的东西。这些帮助多是关于重要事情的，其他如饮食起居之类的事情就更为琐细了。例如，封君心血来潮决定去住某封臣的辖地一游，则封臣有款待的义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乐！封臣更多地是感到一种负担。在习惯或协议中早就规定了封臣款待封君的次数（如一年4次或3吹），一次停留的时间长度。不仅如此，还规定了封君所带随从的人数、甚至马匹牲口的数量（对极，

        马也要吃料的），有些做得更绝，规定了招待诸色人等及牲口的菜单，大家都明白该吃什么，能吃多少都是按菜单的规定，绝少超过。实际上到11世纪，帮助的义务已经分为两类了，一类是领土按其权利应该得到的，一类是必须经过请求才能得到的，后者表现了封臣与封君之间的真正帮助的关系，虽然未必是心甘情愿。

        第三是劝告。劝告之意是封臣有义务向封君提出意见，使他能正确处理各种事物。为此，封臣应奉召出席封君的法庭，这是仅次于军役的义务。该劝告涉及的事情甚多。封君要为自己或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封臣得提提意见；封君要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丈夫，封臣的意见也是要听的；封君想伐人之国，寻衅开战，封臣应提出自己的看法，打还是不打；封君要去参加十字军，也得先征求一下封臣们的意见。至于为某件案子出些主意，也是封臣分内之事。劝告的义务一如帮助，正体现了结成封君封臣关系的双方在感情与行为上的一定程度的亲近，它很有些耐人寻味。更进一步说，劝告也是封君封臣双方共同利益决定的。封君的行为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封臣的利益，如封君要与人开战，不仅关系到封臣的出人出钱，而且战胜与否影响到封臣今后的生存。其他如参加十字军、审理案件等，都与封臣的利益直接相关。劝告就是要使封君行动正确，则封臣的利益就有保障。

        义务是双方的。封君对封臣也有义务。用富尔伯特的话说：“封君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其忠诚的封臣去做所有这些事情（即上述的义务）。假如他没有做到这些，则可以正当地指责他背信弃义，就像指责封臣一样，假如发现他逃避责任或者想逃避责任，那么他的义务就是背信弃义的和作伪誓的。”封君的义务主要有两项，一是保护，一是维持。保护就是指当封臣受到不正当的攻击或受到其敌人的进攻时，封君应出面救助。因为，他是封君之人，自然不能听任外人的欺凌。如果封臣认为封君没有善待他，而要求封君出席法庭在其他封臣面前讨个说法，封君不能拒绝。封君也应该尊重封臣的家庭及个人的利益，当然对封臣提出劝告、建议，保护其封土不受剥夺，也是封君的职责所在。维持指的是封君负责维持封臣的生活供应，有两种办法。一是在封君家中维持封臣的生活，给封臣提供食宿。一是给封臣一块土地让其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封士。前者渐渐越来越少了，后者则成为主流。研究证明到13世纪，所谓的家内骑士几乎已经消失。

        上面讨论的是封君封臣的-一对应关系，或者说是理论上的封君封臣关系、实际上的封君封臣关系要复杂得多。首先，一个人往往既是封君又是封臣。封君只对自己的直接封臣有一种联系，对封臣的封臣则不能置喙干涉，故法国14世纪有这样的原则，“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奇怪的是一个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封君，这在原则和理论上是不被接受的，忠臣不事二主，一个人不能同时效忠于两个主人，实际上却是十分流行，这种现象的最早记录是9世纪末，以后越来越多，11、12世纪已成为通则。而且一个人所效忠的封君数也越来越多。13世纪末德国有一个男爵有封君20人，另一人有封君43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因为封臣可以得到封土，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而成为他人的封臣。若从封君的角度来看，拥有更多封臣代表着个人的权势与威望。在人比上地更重要的时代，一个人所拥有的“人”的多少至关重要、当然一人而多主，致使封君封臣关系复杂而可笑。以战争为例，当一个封臣的两个封君发生战争，同时召他服军役，他该怎么办？两个都是他的主人，到底听谁的召唤？不过不用你我为他着急犯愁，当时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人侍奉两个主人的习惯，也就有相应的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在结成封君封臣关系时对将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尴尬局面加以说明，并做出相应的规定。法国12世纪都尔的约翰以这样明确的形诸文字的协议来安排可能出现的情形：

        我，都尔的约翰，确认我是托伊斯女伯爵碧翠丝夫人和她的儿子香槟伯爵提奥伯德的封臣，但本人也效忠于库斯的恩德兰勋爵、阿西司的约翰勋爵和格兰培勋爵。若格兰法勋爵与香槟的男女伯爵因私人争执而动干戈，我会以私人的名义效力格兰培勋爵，而差遣骑士帮助香槟的男女伯爵，因为我拥有他们的封土，对他们有服务之责。

        他倒安排得四平八稳。其次，当时有一些通行的原则，如或帮助较早向他行臣服礼的封君，或帮助给予最大封土的封君，或帮助被迫进行自卫的封君（看来道义的原则在当时也是存在的）等。当然，封臣与封君之间的个人感情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慢慢演化出“主君”的概念。一个封臣可以有多个封君，但只有一个主君，该封臣只向该主君行臣服礼，该主君有优先获取封臣义务的权利。看来复杂的事情可以解决了，然而，且不要急于下结论，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一个封臣不只有一个主君，有两个甚至更多主君是当时的常事。于是主君制的原则又成为一纸空文。封君封臣关系在实践中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封君封臣关系从法律上及实际上来看，表现为封君及封臣双方承担和享有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因此，西方学者称其为契约关系。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从形式上看，这种关系的结成是志愿的，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完成关系的缔结。一个自由人有自由选择主人的权利，这是早期诸多日尔曼法典都有规定的。而“由于行了臣服礼而封臣对封君有多少忠诚，则同样封君对封臣也有多少忠诚”，其平等性还是有的，至少体现在原则上。再从结成封君封臣关系所举行的仪式及形诸文字法律来看，双方契约的意愿也是很明显的。明确规定封臣或封君应承担的义务，这也是法律的契约特征之一。不管这种契约在签定之时或在执行之中有利于谁。但是，当时的契约关系难以用今天的自由契约来解释。更准确地说，它是生命的契约，其屈辱的意味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臣服，以生命为代价，以忠诚为代价。冈绍夫称封臣变成了封君“之物”，虽然有些夸大，但确实揭示了封臣地位的屈辱性。此外，封君封臣关系一旦结成就不易解除。虽然代代更新，即每位封君继位，封臣要向他效忠，而每位封臣继位同样要进行这样的仪式，但要解除关系则有很多的限制。从原则上讲，一旦封君没有履行其对封臣的义务，封臣就可以宣布他不再是其封臣，同样封君如认为封臣没有履行义务，也可以宣布解除关系，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查理曼及其后代的许多法规敕令都规定了封君封臣关系结成后不许轻易解除。如802～803年的敕令规定：“任何人如从其封君手中接受一索里达①即不能背弃其封君，除非封君想要杀死他，用棍子打他或者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或者剥夺了他的世袭财产”。801--813年的敕令中说：“任何封臣如想背弃他的封君，他必须证明其封君犯有下列罪行之一才可；第一，封君不公正地奴役他；第二，封君想谋害他的生命；第三，封君和封臣的妻子通奸；第四，封君拔剑向他进攻企图杀死他；第五，封臣将自己的手交付给封君之后，封君未能向他提供应尽的保护”。可见要解除这种关系是很困难的，并且一个没有正当理由而背离封君的人是不受社会认可的，“任何人也不能接受他，除非按照我们祖上的习惯”。

        ①罗马金币，中世纪借用为货币名称，约等于先令。

        因与封土的封受连在一起，封君封臣关系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忠诚与否的关系，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因素。要解除关系意味着封土必须收回，显然没有重大的理由，封臣不会这样做。而封君若想收回封土也有许多的障碍。许多时候，收回封土意味着战争。因此，封君封臣关系在实际上有很大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特征。然而自由或平等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尽管时人对这种屈辱关系有所认识，但更多时候人们对这种关系持认可的态度。社会生活中，即使地位相等的人结成封君封臣关系，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且封君封臣关系有应用于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趋势，如出世的僧侣也搞封君封臣这一套。最重要的是人们认为忠诚是美德，对封君的忠诚并不因其屈辱的意味而被贬低。在封建记录里，一个人最无耻的，是暗杀他的封君，而这类罪行在当时是极少见的。一个这样的故事可以说明当时人的看法，有名吉拉特的骑士某夜住宿于一个老隐士之家，他把自己要暗杀他的封君的计划告诉了隐士。隐士惊喊道：

        你将杀死你的封君吗？僧侣、圣徒、主教、教皇，他们都永远不会同意给你以教会的宽恕的。神学和圣经宣布：对于乱臣贼子应如何处理。他将被四马分尸，躯壳用火焚毁，他的尸灰将被风吹散，他的行刑地点将是邪恶的地点，寸草不生。

        五、封君封臣制与西欧的封建主义

        封君封臣制的普遍存在与地区差异

        封君封臣制是西欧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也是较为奇特的现象，并由此引起一系列制度与历史的变迁。但是，封君封臣制在西欧历史上的发展存在着先后之别，更存在着地区的差异，所造成的历史影响也不尽相同。我们不要为诸如“封建法律”、“封建习俗”、“封建制度”这样的词汇所欺骗，似乎存在所谓的封君封臣制的统一的模式，其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特征。

        法国卢瓦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被视为封君封臣制的典型地区，是法兰克制度的典型代表。这里封君封臣关系以及封土等重要因素都有很好的发展，其他地区的封君封臣制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它的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学者们往往言必称卢瓦尔河地区。而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加斯科尼等地区，则只受到卢瓦尔河地区的轻微的影响。那里自主地一直很多，直到12世纪才出现与“封土”同义的“爵位（honour）”一词。而诺曼底人的传统制度与法兰克的所谓封土及封君封臣制相类似。有“下等封臣（avsour）”一词出现，他是承担军事义务的最低等级的封臣，其义务除了军役外尚有其他或马上或马下的义务，其份地则要交纳地租；甚至偶尔还要服劳役，这就与一般农民没什么区别了。因此布洛克称其为半封土半维兰份地。

        意大利伦巴第地区有着与其他高卢地区的个人依附关系的形成相类似的发展。从简单的个人投靠到军事随从制度在该地区都存在。但个人依附关系并不那么牢固，法律承认自由人有自由选择离开的权利，这样就使依附有随时解除的可能。此外，伦巴第获取一定土地须以服役为条件的观念似乎来自加洛林。“采邑”是从法兰克引进的，并且高卢法兰克语汇“封臣”渐渐取代了当地的“加新都斯（gasindus）”一词。因此，北部意大利受法兰克影响较深，它也就成了所谓封君封臣制的另一典型地区。12世纪《封土之律》的出现可作为代表。当然该地区与法兰克还是有差别的，如以“嘴和手”行臣服礼在伦巴第地区的文献中没有提到，似乎只有宣誓效忠就足够了。

        德国的地域界限仅限于莱茵河与易伯河之间的“跨莱茵德国”地区。德国仅只在上层阶级中采用了臣服礼来完成个人关系的缔结，远不如法国彻底。德国臣服礼中最有特点的是在合掌礼之外加上了朋友式的亲吻，这就使封君封臣关系有了更多的平等性。并且德国封臣的军事义务与普通的土地耕作之类的贱役之间的差别，一直没有完全区分开来。德国防守东部边境的武士与守卫法国城堡的卫士不一样，前者是真正的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此外德国存在大量的自主地，并且德国的封土法及封君封臣法没有像法国那样渗透到整个法律结构之中，而是有单独的体系及专门的法庭。这就是说德国是封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

        英国虽隔着海峡，也仍然在法兰克的影响之下。英国仿效法国，到11世纪已经有了几乎同步的发展。英国的武装随从，其名称尽管不一，如称格斯特、塞恩、骑士等，但依附的性质是很明显的。随从依附的封君在英国被称为“养主”。并且英国一些地方的法律规定，一个自由人必须有封君，否则他人将其杀死可不受法律的制裁。虽然在英国封建化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如有持移植突变说，有持渐变说，但形成封君封臣制度是确定无疑的。

        西班牙有无封君封臣制呢？对此西班牙历史学家曾有过长时间的争论，近来持赞成态度者居多。一般认为西班牙在11世纪已经是有很突出的封君封臣关系，至少在一些基督教国家如此，但它很不成熟。①如10世纪的卡斯蒂里伯爵向雷翁国王行臣服礼，11世纪早期桑却三世将雷翁国王招作自己的封臣都说明当时封君封臣关系的重要性。而真正的卡斯蒂里封建主义的到来是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1085年阿尔丰索六世每攻下一城就让给他的代理人作为封土，他还用金钱来获取他人的忠诚。阿尔丰索七世则经常使用货币封土来换取那些代理人的忠诚，而且他还邀访葡萄牙、阿拉贡、巴塞罗那等地统治者作为他的封臣，并承认他们可以持有来自国王的土地作为封土。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班牙学者不仅确认封建主义在半岛的存在，而且认为它是理解中世纪这一时期的关键。

        ①自8世纪初阿拉伯人（又被称为撒拉逊人）征服西班牙后，中世纪西班牙一直存在着伊斯兰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

        封君封臣制的发展

        封君封臣制构成西欧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与关键。虽不能说一切都被纳入这一制度的体系之中，但它所带来的影响与作用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表现在政治状况上是中央权威渐渐丧失，地方权威逐渐兴起。国家与政府只作形式上的存在，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国王一如众多的地方封建主，只能在有限的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内行使一些权力。真正的权力的中心是地方各级领主，他们可能是权力较大的伯爵公爵，也可能是地方的堡主。并且当国王的权威丧失之时，作为地方代理人的伯爵等上层贵族的权力也同样由于不断的分封而削弱，直至权力完全归于以领土为核心的地方领主尤其是堡主。但是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许多研究表明，尽管蛮族入侵带来重大的影响，西欧许多地区的罗马行政司法管理系统一直持续存在至加洛林王朝末期，有些地方甚至更晚，加洛林国家的权威事实上建立在该系统的基础之上。封君封臣制并没有取代它们。但到10、11世纪，地方堡主在不断的权力扩张中逐渐控制了领地上的人民，对人民行使他们的权威。公共秩序则不断遭到破坏。这就是公权的分割以及领地上公权与私权的统一。他们是公法与私法的统一执行者，是秩序的保障与象征。而一般领主权利的行使多以个人力量的强弱为基础，是一种力量关系的对比。所以，领主的权威，实际上意味着暴力与专横。这样的以地方权力中心的兴起为标志的历史现象，被称为“封建革命”。“封建革命”所指为公元1000年前后西欧社会发生的巨大突变，具体表现为公共司法行政权力的崩溃、新的专横领主权制度的形成、骑士和城堡数量的猛增，以及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回响。即封君封臣制的具体发展。

        公共权力的丧失即意味着地方权威的兴起，此消彼长。这一问题可归结于领主权的实现，它是封建革命的核心。领主权的内容包括司法权、行政权及各类经济禁用权。其中司法权最为重要也最为古老，其起源有二，一是领主通过血缘宗族关系取得对下属农民的司法审判与控制，一是经由国王赏赐，是国家司法权力的分赐。而领主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正是此类赏赐及豁免权的实行。加洛林时期实行的封君封臣制，从表面上来看是想让每一位受封者在其领地上享有诸多权利，但在封君封臣关系结成后的几个世纪，它仍然只停留在封君封臣双方的契约关系上，停留在双方对封土各种权利的分配上。至于如何实现这些权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以封土为纽带的封君封臣关系只反映了各种权利的法律层面，而未能落实。这正是封君封臣关系出现几个世纪却一直不能取代公共权力的原因。封建革命则自下而上地实现了对领地上诸权力的支配。地方领主使用各种手段尤其是暴力，迫使领地上的人民听命于新的权威，遵从于新的暴力秩序。国家、国王不再在老百姓的视野之内，一切都取决于地方领主。领主在领地上真正实现了公权与私权的统一，这正是封建革命的历史作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封建革命，是封君封臣关系的发展与突变，故有革命之说。因此，封建革命或者说领主权的实现使封君封臣制度变成了真正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工具和手段。

        封君封臣制带来了中央权力的削弱与地方权力的强大，也带来了所谓的“封建无政府”状态。①因此，对于这一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往往没有能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它兴起于混乱无序的时代，相对于完全的混乱不堪而言，作为一种发挥政府职能的封君封臣制是一种进步，是无序中的有序。如历史学家汤普逊所言：“尽管封建制度常常有着强暴而又恶劣的性质，然而，无可置疑，它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和社会完整化的现象，而非一个社会腐烂的现象……欧洲变得更稳定了……。封建制度使早期过度的、野蛮的个人主义转化为服从法律和秩序的精神，具体化为宗主权、封臣地位、忠诚、服务和契约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依它的最好的方式，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

        ①封君封臣制的形成一向被认为是中央权力削弱的产物。加洛林帝国解体之后国家权威下降，地方势力兴起，乃有所谓的封君封臣制来取代公共的行政管理系统及公共权威。但是前引苏珊的著作认为封君封臣制不是早期中世纪中央权威削弱和政府官僚系统软弱的产物，恰恰相反，她认为所谓封土封臣制（Feudo－Vassalicinstitution）是12世纪行政管理系统不断增强和各种专门法律不断发展的产物。她的看法使我们认识到以过于简单的观点来阐释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不妥的。确实如苏珊所揭示的那样，当大陆的法国公共权力遭到破坏的时候，英国却是有较为强大的完全以及较为健全的管理系统。而德国的所谓无政府状态显然要到晚期中世纪才真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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